1979年的继续有效决议，全文只有260个字，通篇就是一段话也是一个长句。

[26]全国人大作为政治机关，就是将全国人大嵌入到中国特色的党政结构和政法体制之中。[65]在文革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只有办公厅。

[73]以立法过程为例，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体现为政策问题和法律技术问题的紧密互动。注释: [1]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求是》2022年第5期。作为代表机关需要回答：代表何以可能，代表谁，谁来代表，以及怎样代表。这些最终落实到工作机关的建设上，即通过自身组织建设和职能定位，嵌入到政治过程和社会力量之中。[59](2）在代表机关维度上，全国人大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强调以各种方式密切联系人民和人大代表。

[64]参见庄文嘉、岳经纶：《政治嵌入，还是嵌入社会--2006-2009年地方人大经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66]基于这个思路，彭冲在1987年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健全全国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指出目前全国人大机关工作还不健全，还不能适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的要求。实力强制在法律上通称为直接强制，但这种强制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旨在执行已作出的作为及不作为命令，一种是并未作出该命令而直接使产生特定的状态。

从目的和形式上来看，行政调查与即时强制是有差别的，行政调查是为实现行政目的而收集信息，属于一种间接手段。该书从确保行政正常运用的目的和强制应有的状况出发来掌握全局，并考虑到某种程度上说明的方便，将以强制为背景的行政调查、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行政上的强制执行三者作为行政上的强制统一起来。④采取强制手段的机关不同，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由行政机关或法院采取，而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只在执行措施中由法院参与，其他情况下由行政机关采取。理论上的策略就是调整对即时或紧急的理解。

或许正因为有如此认识，即时强制进入了行政法总论。根据这一点，行政强制办法可以分为如下两类：第一类，行政处分的办法（警告、罚款、劳动改造、没收、以及其他等等办法）。

这里的行政强制措施与第11条第1款第2项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相近的，都是指带有强制性的措施，而不仅为行为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14][日]西冈久鞆、[日]松本昌悦、[日]川上宏二郎：《现代行政法概论》，康树华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第149页。[42]但此外的差异并未有论述。信息收集不一定是强制性的，但相对人不予配合或予以抵制，则行政主体可依法实施强制。

[8]参见范扬：《警察行政法》，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6-47页。唯有如此理解，才符合《行政诉讼法》扩大管辖法院范围的立法意图。[47]参见傅士成：《行政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265页。所谓警察上的即时强制，即以这种情况为限，才能实行。

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例如，对于泥醉者、疯狂者或有自杀之虞者等进行管束，或在人民生命财产有危害时为救护而侵入家宅等，均系以实力施加于人民的身体或财产，属于直接强制的一种。

例如遇有狂犬横行于街市而予以捕杀，或遇有酗酒泥醉者徜徉于道途而加以拘束，或发现强盗侵入他人宅邸而加以搜索，因火灾有救助的必要而毁坏近火房屋等，均系迫于情况紧急，如果要预行警察处分或警告，则稍纵即逝，反而与警察目的相背。因此，区分即时强制和强制调查在法律上是有实益的。

[13] 另一种做法是以行政强制来定位即时强制，并将相关制度统合在行政强制之下。由此来看，《行政强制法》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际上是一个合成概念。与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相比，行政上的即时强制首先是带有紧迫性，其次是有时不以相对人有违法嫌疑为前提，再次是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不从属于其他行政行为。[45] 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将行政调查作为专门的一个制度、范畴来说明，是可行的，但这并不妨碍将其中的强制调查置于行政强制措施之下来探讨，问题仅在于有无必要在行政强制措施中区分出强制调查与即时强制的两个类型。第9条明确列举的行政强制措施与第三章所规范的措施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即时强制措施。但还有保障性、程序性的行政强制措施（扣押等），其目的在于为独立措施的适用创造条件，因而不是制裁。

警察强制有强制执行与即时强制两种。（二）即时强制的各论形成 进入民国时期，钟赓言（东京大学法学士）的朝阳大学法律科讲义率先完成了即时强制的界定和定位，这在之后的理论中也得到维续。

范扬对此也有批判分析：直接强制是以完成法令或处分的执行为目的，而警察上之即时强制具有自身的独立目的。[3]参见[日]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总论》，熊范舆译述，丙午社1907年版，第200-208页。

这种措施是与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相联系的，是对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的主体实行的，其本身不是行政责任措施，但它们保证着实行行政责任措施的可能性，并通常作为实行行政责任措施的前提。盐野宏认为，过去的即时强制包括了两种不同的制度，其一是现场检查以及进入现场的场合所采取的行政调查手段，其二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制度，盐野宏将后者单独称为即时执行。

《行政强制法》以此为基础对行政强制措施作出规定。书中提到，因某人不顺从或抵抗而导致行政处分目的不能实现时，可以使用强制手段。尤其是警察责任原则和警察比例原则，在通常情形下都必须严格遵守。[9]这一信息于1984年才通过《行政法资料选编》附录的方式为中国人所知晓。

③起因不同，引起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因只能是义务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而引起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因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某种状态或事件。[16]也正是这一原因，就不能将行政上的即时强制置于确保履行行政上的义务的手段一章之下，而只能与行政上的强制执行分立。

1997年，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在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学》（司法部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中成为一章的章名，行政强制措施不再是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上位概念，而成为一种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并列的行为方式，而这也成为此后行政法学的通常认识。胡建淼也指出，我们应从‘行为的角度来定位，即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行政行为，而不是指一种行政行为的手段和方法。

在实施上，必先警告催促其履行，义务人不遵从警告时方可强制。田中二郎认为，虽然即时强制仅在例外时得到承认，但在法律上却得到广泛承认，涉及以警察领域为代表的所有行政领域。

[21]程序性行政强制措施的提出，再次拓展了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行政强制措施与传统行政法上的即时强制差别进一步扩大。（二）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方式化 此后，在很长时间里，行政强制措施并没有出现在主流的教材里。《行政强制法》第2条第2款主要着眼于人身自由和财物的不同而将行政强制措施区分为对人身自由的暂时性限制和对财物的暂时性控制两种。但新生的行政强制措施概念只表明了行政性、强制性的意味，其他的内涵全凭外在赋予，在概念的命名上不可谓完美。

1985年翻译出版的瓦西林科夫主编的《苏维埃行政法总论》指出，国家管理机关为保障法制和法律秩序，维护国家法律所能适用的强制措施包括纪律强制和行政强制，前者适用于国家职务关系的范围，后者则没有职务从属关系的限定。行政预防措施是通过预防可能危害社会的不良行为的发生或有害结果的出现，以保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以及公民的安全。

适用这种强制措施一般不以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为前提……行政制止措施是为制止行政违法行为和预防危害后果而实施的行为，一般要以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为前提。这种紧急必要的情形，学者称为警察上的紧急状态，于紧急状态时可行使的强制权，称为警察急状权。

五、结语：作为自创性概念的行政强制措施 综上所述，今天的行政强制措施既不是传统警察行政法上的即时强制，也不是苏联行政法学上的行政强制措施。（三）即时强制的新体系定位 上述民国时期的即时强制论源自于日本，但日本之后的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却未能及时影响到中国的理论。